在我的催眠治疗案例中，都会适度的使用音乐引导，所谓音乐，包括具有感应效果(Induction Effect)的音效及引导作用的音效，我说音效，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不用 "正统" 的音乐，这包括某些音频或是大自然的音响效果(如山林、海潮或动物群或的收音实录，甚至在必要时，还会使用闹市或办公室内的奴音实录)，当然，有些时候，我也会使用真正的人奏音乐；今天，就来谈谈人奏音乐的使用吧。
我所谓的"人奏音乐"说的是除大自然所赋于我们的音效之外，人类以乐器系统化产生的声音，这包括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音乐及旋律，可以是中古时代的欧洲音乐巨献、东方乐曲、非洲民唱、地方小调、儿歌、流行音乐等等等，在众多的案例中，我发现音乐对恍惚(Trance)状态的产生有非常显著的帮助，这不在于音乐本身是否有经过特殊的处理，而事实上是，我们的潜意识如何去处理这些听觉信息！
大多数的人在成长的环境中不免都被植入不同的听觉信息，尤其是音乐，几乎每个没有听觉障碍的人(事实上许多声障者还有非常敏锐的皮层听觉，如皮肤律动等)都有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 等等不同的音乐回忆，若经过妥善的编制，我们甚至可以由这些记忆当中，得到个案的成长史及时光线锚标，重播这些声音，可让个案在非常轻松的情况之下，进入一个非常清晰的时光空间，我曾经多次通过这个方法，在时光线治疗中让个案进入一个非常深沉的催眠状态，从而达到非常理想的疗效。
音乐在催眠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音乐的使用却不是绝对或必须的，而很多时候，音乐最大的功能只是取代不良的环境条件，如影响个案进入恍惚状态的冷气机声响或车声等，当个案进行轻度催眠后，环境因素已不再构成太大的影响，事实上，催眠师本身的声音才是整个过程中的主角，太强烈的其他音效还可能构成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的隔阂，这一点是不得不注意的。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催眠与音乐引喻
2008年6月4日星期三
催眠深度与治疗的相互关系
催眠深度的控制是对症治疗的基础
产生催眠现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控制催眠深度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催眠在治疗上之应用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单纯，只要使当事人进到催眠现象以后，就可以任意的存提（储存或提取）记忆或修正想法。
一般的舞台催眠师为了要达到表演效果，拼命的追求催眠深度，使当事人进入到催眠最深度的眠游状态，以便主控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因为在这种最深度的催眠状态下会产主曲解与引发自发性健忘。所以舞台催眠师不需耍具备有治疗的功能，更何况某些症状若在曲解与自发性健忘下，就不具有疏通、理解的效果。
相反的某些症状又必需要在催眠最深度的眠游状态进行，催眠师如果无法带领当事人进到这种深度下也无法达到治疗的效果。也有许多些症状需要在中度催眠下进行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为了治疗效果，针对每一种不同的症状必需要在不同催眠深度下进行修正、改变，一切得依症状及因人而异，所以催眠师巧妙的控制催眠深度才是治疗基础。...
接受催眠治疗注意的事项
为了令催眠的效果更理想，请注意以下事项：
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与催眠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与催眠
一、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人在遭逢重大变故，心理受到重创时就容易产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发生的原因可能是目击、亲身经验、或被迫面对战争、地震、车祸、坠机、火灾、虐待、性侵害、家暴、重大疾病如癌症、所爱的人突然死亡或分离…等；不论已实际发生或未发生但威胁生命或身体伤害时，都可能产生PTSD。
美国一项调查研究指出：69％成年人曾在一生中经历一次以上创伤事件，大学生族群更有高达84％曾遭受创伤事件；约有25％曾遭受创伤事件者会罹患PTSD，创伤事件发生前未具有的症状可视为PTSD症状的一部分，例如睡眠障碍、易怒、无法集中精神、对危险情境过度警觉、夸张而令人痛苦的惊吓反应、人格与行为的改变…等。患者可能会对创伤事件暂时失忆，产生心因性麻木，但由于PTSD是一种经历身心重创后产生的焦虑性疾病，所以患者其实不自觉地会从心理与生理上显现出许多的症状。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主要症状：
1. 反覆在脑中出现创伤事件或痛苦经验，或接连出现可怕恶梦。
2. 经常感觉又再度经历创伤事件。
3. 当回想起创伤事件时引发极强烈的心理痛苦情绪和生理反应。
4. 逃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地点、思绪、活动，封锁相关记忆。
5. 反应麻木、消沈、沮丧、无助感、对事物失去兴趣、对人产生疏离感、对未来感到悲观。
6. 警觉性增加、睡眠困难、紧张暴躁、强烈害怕、惊吓反应强烈。
在较小的孩童身上可能于玩耍中出现重复排演的创伤情景；或出现尿床、吸吮手指、在地上打滚…等退化行为；甚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敢睡觉、不明原因的身体疾病（如头痛、腹痛等等）。
患者也可能产生共病症（并发一种以上其他精神疾患）及自杀、物质滥用（酒精滥用、药物滥用）、并发身体病症、失能等情形，许多PTSD病患也有抗拒治疗情形。在治疗方法上，心理减压法、认知行为治疗、药物治疗、团体治疗、心理动力治疗、家庭治疗、创意治疗与催眠疗法都能有效帮助PTSD患者改善状况达到复原。
二、催眠疗法：
研究发现，将催眠技术应用在创伤后压力疾患（PTSD）和解离性症状治疗上能缩短相当多治疗时间。
由于创伤与压力事件会产生注意焦点窄化，即产生解离现象，而这样的过程与催眠时现象有些类似，因此受创伤后症状或PTSD之苦的患者，通常比较容易被催眠，运用催眠技术处理创伤后困扰也已有150年历史，让患者可以在一个安全状况下引导解离经验，并藉此学习特定技巧，来调整无法诉说的痛苦。
典型的创伤处遇分为三阶段，均可运用催眠治疗技术。
第一阶段：
稳定患者情绪与减轻症状，患者透过亲身接受催眠的体验，感受心灵进入平静和谐的放松状态，并学习藉由“自我催眠”维持此放松宁静状态，以减轻焦虑、身体疼痛感及睡眠困扰。
第二阶段：
治疗目标不仅宣泄情绪而已，更着重于创伤记忆的整合，使用不同的催眠治疗技术可协助调整、控制与解决创伤记忆，有效帮助患者安心面对创伤记忆。患者能学习如何自我调节情绪与对创伤细节的认知距离，因此较能整合创伤记忆。此阶段也能提供患者适当的自我强化正面暗示，以重新建立自信、产生自我保护与胜任克服经验。在此阶段有6个重要催眠治疗技术可供运用：放松（relaxation）、投射与重新建构技术（projective and restructuring techniques）、年龄回溯（age regression）、情感桥梁（affect bridge）、包容记忆心像（imaginal memory containment）。
第三阶段：
当患者逐渐获得改善后，此阶段着重进一步的人格再整合与复健，以重新发展自我与再次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稳定个人身心反应，达到良好的认知重建。运用催眠技术能提供患者有效转移注意力，也能练习未来更具适应性的自我形象与健康活动，来帮助自我整合，对某些患者而言，在治疗上加入灵性或人际关系训练也十分有正面助益。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萨提尔模式的主要概念与治疗技术
萨提尔之所以被视为经验人本取向的家族治疗大师，乃是其看待个人问题的特殊理念与角度；而其所发展的介入技术也独树一帜，为其在家族治疗或团体中奠立重要的地位。兹分述如下。
(一)主要概念
萨提尔模式治疗的主要理念包括有「自我价值」、「沟通姿态」、「家庭系统」，以及改变的方法(亦即「转化历程」) (吴就君译，民72)。其中前三者息息相关，以家庭系统为影响个人发展自我价值和沟通姿态的核心来源。Stair, Banmen, Gerber, 与Gomori (1991)指出我们是在家庭中开始学习到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从出生的那一剎那起，就形成了最基本、最原初的三角关系(The Primary Triad)：即母亲、父亲、孩子(林沈明莹等译，民87)。由于家庭是个人在生命中所参与一连串及所有系统中的第一个、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因此最初的三角关系(或称为原始三角)对个人和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以及自我价值感(自尊)有深远的影响(林沉明莹等译，民87)。
萨提尔模式称个人和(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为沟通姿态，那是人们传递讯息的方式，个人将讯息赋予意义，传送出去，接收进来，并在内心或外在行为上做出反应。沟通姿态意味着个人如何辨认出其内心状态和外在行为模式的过程，是个人处理人际互动，以及如何评价自己的关键(林沉明莹等译，民87)。萨提尔认为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是源自人们自小所习惯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之间彼此互动模式(即原始三角)(林沉明莹等译，民87)，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当我们感觉生存受到威胁时，便自然会有的实时反应，但人们也从中学习到了僵化的规则，相信一定要遵循一些来自家庭或社会的规范，否则就无法生存。家庭成员的沟通应对模式正反映着其自我价值、家庭规则与外界如何连结等层面(Banmen, 1986)，萨提尔将这些防卫性的沟通分为四类，即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打岔型等求生存姿态，这些都是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二者之间不平衡所造成的结果。健康的沟通方式是一致型(congruent)的沟通，个人可以知觉到自己的状况、观察他人的状况并掌握整个情境，具有直接而确实表达感受与思考的自由，重视个人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是一高自我价值的表现(林沉明莹译，民88)。
延续这些理念，萨提尔指出有困扰的人会有下列四方面的问题：(1)自我价值感低；(2)沟通是间接、暧昧不清，而且不真实、不坦诚；(3)规则是僵硬、非人性的，不能协调的，而且一成不变的；(4)与社会的联系是惧怕的、讨好的、或责备的。相对地，滋润的家庭或经过「转化」的人，也会在此四方面呈现一些健康的特性：(1)自我价值感高，(2)沟通是直接、清晰和坦诚的，(3)规则是有弹性的、合适的、能依情境而调整的，(4)联系社会是开放的、具希望的(吴就君译，民72)。
再者，萨提尔常以正向的眼光来处理人们的问题，她常用重新框架来看待或指出问题背后的意义，并且视症状为解决问题的动力，这种使用转化的观点取代了矫治与改变的方式。其模式因此也被称为「人性认可历程模式（Human Validation Process Model）」 (Satir & Baldwin, 1983)。萨提尔的转化乃是以增加原则(add principle)的方式，吸收新的、更合适的、具建设性的行为模式，并扩充、调整、重新框架旧有的习惯模式，以面对压力，使个人更富有弹性、更具选择性(林沉明莹等译，民87；赖念华，民90)。由于所谓的改变乃是从自身中(原有模式)撷取资源，使人们任何求生存的努力以及原本隐含或被误用的特质，得以有正向的发展，同时再扩充新的学习，如此一来，人们不至于因自己有问题或错误而抹煞其自我价值。萨提尔强调每种规条或沟通姿态都可以转化，而不一致的沟通型态具有负向的特质，同时也隐含着正向的资源(统整性的种子)(Satir & Balswin, 1983)。例如，讨好怀有关心的种子；指责含有自我肯定的种子；超理智具有理智的种子；打岔则是创造力与弹性的种子。因此问题不在于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本身，而是人们如何使用它们以及是否具有弹性与觉察。这种由失衡的模式中找到正面潜能种子的想法，运用转化而非全然去除缺点的介入角度，是萨提尔模式最极富人性的一部份。
上述观点都是萨提尔用来了解当事人的问题来源，以及协助其达到改变的方向与焦点。据此，萨提尔模式主要治疗的目标便包括了提升当事人的自我价值、建立个人内外在资源、帮助当事人为自己做出选择、对个人行动负责任、表现表里一致的沟通、从家庭规则和父母的限制中培养个体化以及管理情感(Chan, 1996；林沉明莹译，民88)。不论是个人或团体模式的工作，这些目标都是治疗者所依循的原则。
(二)治疗技术
萨提尔在治疗过程中总是弹性地利用各种技巧，提供当事人表达、倾听、接触与爱等各种新的成长经验，因此也使她的理论与治疗模式显得更为生动且具实用性。萨提尔模式在转化历程的介入技术，不但包括从口语和认知上来了解不一致的沟通型态与僵化的规条，更从具像化、绳索的运用、具体行动(action)、雕塑(sculpture)、戏剧化及角色扮演(典型代表为家庭雕塑)等非口语方式来切入和探索当事人的问题(林沉明莹等译，民87)。她常使用具像化的技巧，以身体的姿势来探索内在情感；或者运用绳索来加强当事人身体感受、或具体呈现某种人际互动，以加深当事人的自我觉察，进而促进其做出新的选择。萨提尔认为行动可以形成图像，比语言文字更具有激发改变的能量(Andreas, 1991)。这种行动化的方法(action method)得以使当事人更能重温旧梦，经验性地处理当时的情绪与认知(郑玉英，民88)。例如，萨提尔常赋予某种沟通姿态一句话、一个代表动作，以具体呈现其所有重要的内涵与讯息；或利用行动连结当事人的内在期望与外在行为，以确认其语言与非语言沟通行为的一致性。
此外，萨提尔的雕塑技术也是应用行动化的原理，将人际互动的系统动力具体呈现出来，使当事人加深觉察与感受，并且增加新的观点与选择。此法经常用于帮助当事人觉察到自己习用而不察的无效沟通型态，以及缠缚已久而不自觉的规条，并藉以练习有效的沟通型态或转化规条成为生活原则(林沉明莹译，民88)。家庭雕塑(family sculpture)便是萨提尔将语言文字转化为行动最有名的例子。家庭雕塑协助当事人描绘家庭系统的互动，使家庭成员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对不断重复的模式产生洞察。藉此，家庭规则可因此获得修正，新行为也得到尝试的机会(Satir, Bitter & Krestensen, 1988)。
冥想也是萨提尔常用来激励当事人，引导其整理并内化新学习的另一种方法。运用萨提尔模式的工作者(如Satir, Gormori, 与Banman)经常会在其所带领之工作坊的开始阶段或结束前，进行一段冥想。冥想可以催化成员进入一种促进改变的出神状态(trance)，使其觉察力能更聚焦于个人深层的内在。典型的做法为邀请成员找一个舒适的位置，放松，再引导成员自我欣赏与感激，促使个人自我接纳和觉察。此外，萨提尔的自我环描绘也是一种统整性的介入技术。萨提尔发现，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有差异，但是基本的资源却是相同的，她用自我环描绘来呈现对全人类共同资源的全人性概念(林沉明莹等译，民87)。萨提尔自我环的图形，是八个同心圆所组成，最中心代表每个人的神圣自我，向外每环代表八种人类共同的资源，分别是生理的、理智的、情绪的、感官的、互动的、营养的、情境的、和灵性的。萨提尔的努力是提醒人们重视这八个层面彼此的平衡与整合。
萨提尔对于技术的运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需视当事人的问题与其文化脉络而得做调整。香港学者Chan(1996)便指出，萨提尔的沟通姿态及理论，在了解中国家庭上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一些家庭沟通模式，像不鼓励太多情绪表达、很少以语言来表达对其他家人的情感、比较喜欢间接和非言语的沟通方式、期待不用说出来对方就了解自己的心意等等不一致的沟通方式，对有效沟通来说是不利的。他同时也指出其戏剧化的雕塑及角色扮演对中国文化下的当事人是有具吸引力的。具体而言，这种行动取向的治疗模式应有助于启发兼重原理与实际做法的国人，不但能引导其觉察到家庭与个人的互动与关系，并且能进一步在既有的架构下促进转化。运用萨提尔模式的实务成效如何，其相关的研究发现于下文中说明。
完形治疗法: 主要概念
人性观
完形治疗法的人性观系以存在哲学与现象学为基础。认为真正的知识是由知觉者的立即体验而产生。治疗的目的并不在分析，而是在整合一个人不时存在的内在冲突。「重新拥有」个人曾经否定的部份，以及整合的过程需要逐步渐进，直到当事人坚强得足以继续自己的成长为止。而藉由察觉，一个人可以作决断，并且因而生活得更有意义。
完形治疗法基本上假设个人能有效地处理生活上所发生的问题，特别是能够完全察觉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情。人们经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逃避某些可能面临的特定问题，因此，在其成长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一些人格上的障碍。对此，完形治疗法提供了必要的处理方式与面对挑战的技巧，它帮助当事人朝着整合、坦诚，以及更富生命力的存在迈进。
完形理论对於导致改变所做的假定是，我们越不想成为怎样的人时，我们越会保持不变。根据贝瑟（Beisser， l970）对於导致改变的理论指出，当我们察觉到我们是怎样的人（相对於努力想成为我们并「不是」的那种人）时，我们就会改变。对当事人而言，重要的是，尽可能完全地认清自己当时的处境身份，不要自己不是「哪种」人而拚命想成为「那种」人。
此时此刻
依培尔斯之见，除了「此时此刻」，没有东西是存在的。因为往者已矣，来者则尚未临，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完形治疗法的主要理念之一就是：强调此时此刻，强调充分学习、认识与感受现在这一刻，留恋过去就是在逃避体验现在。
波尔斯特（Polster，1973）曾根据「存在与现在」（now ethos）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命题：「力量存在於现在」（Power is in the present）。他认为，对许多人而言，「现在」这股力量几已丧失。他们不知把握此时此刻，却把精力虚掷於悲叹过去所犯的错误，枯思冥想该如何变化生活，抑或浪掷精力於未来无止尽的抉择与计划中。当他们把精力投向追忆过去或冥想未来时，「现在」的力量便消失无踪。但波尔斯特（1987a）也指出：若把治疗焦点过度集中於此时此地，也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他认为应适度地让当事人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其中可能包括了对其过去、现在及未来同时进行治疗。
为了有效帮助当事人接触现在，完形治疗者常会问「是什麽」和「如何」的问题，而很少问「为什麽」的问题。为了增进当事人对现时的察觉，治疗者鼓励以现在式对谈。治疗者常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现在发生了什麽事？」、「现在进行什麽事？」、「当你坐在这里试图表达时，你体验到什麽？」、「此刻你察觉到什麽？」、「你如何体验你的恐惧？」、「你如何试图从此刻中退却？」等等。培尔斯（1969a）认为：当一个人在平息激烈情绪反应的情境下，才能思索为什麽他（她）会有如此之感觉，而「为什麽」的问题只会导引当事人去编造合理化的解释及「自我欺骗」，进而离开此刻立即性的体验。更明白的说，「为什麽」的问题将导致当事人不停地、顽固地去思索过去，从而助长他们抗拒去体验现在。
从回答完形治疗者所问的问题与进行的练习当中，可发现当事人用来逃避现实的方法。大多数人只能短暂的停留在现实，他们总是在找寻截断现时之流的办法，同时常彷佛与现时经验无关似地提及自己的感情，却不去体验他们此时此地的感受。培尔斯从事完形治疗的宗旨就是在帮助人与现实活生生的接触与体验，而不仅是去谈论经验而已。因此，假使当事人一旦谈及悲伤、痛苦或迷惘时，治疗者就会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让当事人现在就去体验悲伤、痛苦或迷惘。倘若一昧地去探讨困境人的问题，极可能会变成一场无解的讨论，或是无止境地探索问题潜藏意义的一种文字游戏。就心理面而言，这是抗拒成长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某种型式的自我欺骗。因为在面对问题、讨论问题时，当事人常会欺骗自己并以为自己正在解决问题，甚至认为自己已更进一步向成熟阶段成长。为了降低这种危机，治疗者在辅导时应设法增强或夸大某些情感的表现。例如，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治疗者可请其中一位自觉能取悦他人或符合他人期望的当事人，立即在该团体中去取悦某些成员。
综前所述，完形治疗法是否就主张忽略过去？如果说完形治疗者对当事人的过去并不感兴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完形治疗者认为，当过去与一个人现时功能的重要课题有所关联时，过去就是重要的，又当过去与一个人现时所表现的态度或行为有关联时，就要尽可能的把那些过去带入现在加以处理。因此，当当事人谈及他们的过去时，治疗者将要求他们藉着重演过去而将之导入现在。治疗者指导当事人「将想像带到此地」（bring the fantasy here），试着再次体验先前所经验过的情感。诸如：不要当事人仅谈论童年时期与父亲相处间不愉快的创痛，而要当事人在想像中变成那个受创伤的儿童，直接与父亲谈话。透过此种想像历程，再度体验当初所受到的伤害，进而释放该伤害，再运用潜力的发挥达成进一步的了解及解决。
未竟事务
完形治疗的另一个重要焦点为「未竟事务」（unfinished business），它系指未表达出来的情感，包括：悔恨、愤怒、怨恨、痛苦、焦虑、悲伤、罪恶、遗弃感等。虽然这些情感并未表达出来，但却与鲜明的记忆及想像联结在一起。由於这些情感在知觉领域裹并没有被充分体验，因此就在潜意识中徘徊，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现实生活里，从而妨碍了自己与他人间的有效接触。未竟事务常会一直持绩存在着，直至个人勇於面对并处理这些未表达的情感为止。就未竟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波尔斯特（1973）认为：「这些未完成的事情终究会被设法去实现，当它们蓄积了足够的力量时，个人进而会受到偏见、担忧、强迫行为、被压抑之精力及许多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行为的困扰」。
由於过去未被认知的情感所衍生的一些非必要性的片断情绪，扰乱了以现在为中心的察觉。根据培尔斯（1969a）的观察，悔恨是末竟事务中最常见、最恶劣的一种。依照他的看法，当人们悔恨时就把自己给困住了，既不愿让悔恨就此算了，也不能做坦诚的沟通，除非把悔恨发泄出来。因此，培尔斯主张把悔恨表露出来是必须的，未表露出来的悔恨经常会转变成罪恶感。换句话说：「无论何时，当你有罪恶感时，就去找出悔恨的原因，并把它表达出来，简化原本纷乱的要求」，则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例如，一个从来没有真正感受到母爱的人，在他身上便可以发现未竟事务是如何困扰着他，同时显现在他的一些行为当中。他也许会怨恨他的母亲，因为不管他如何表现以寻求母亲的赞美，但母亲却总让他觉得自己是多麽的笨拙。因此，他把对需要母亲赞美的需求，转化为对女性的追求，用以证明他是一个有用的男人。尽管他运用了各种策略来让女人赞美他，但总还是觉得不满足，此便是未竟事务妨碍他与女性有坦诚的亲密关系使然。因为他的需要是儿童式的，而非成年人式的。在他能体验到真正的满足前，他必须先去完成未竟事务的体验，换言之，他需要回到原来的未竟事务上，把原不为人知的失望与愤怒的情感表达出来，解决原存的僵局。
「困境」（impasse）或称为「胶着点」（stuck point），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无法支援自己，而必须寻求外援的一种情况。解困常用的方法包括操纵别人，但这种方法虽能代替自我支援，却无法成为自我真正的养分来源（Yontef，1993）。身处困境时，当事人会想藉着扮演脆弱、无助、愚蠢、或低能等角色来改变环境。谘商员的任务在於协助他们突破困境，使成长化为可能。谘商员可以提供情境并鼓励他们充分去体会其中胶着的经验，使他们能够接触到自己的挫折感。如果当事人能够认清并接受自己是怎麽的人，而不是只希望成为怎样的人，那麽他们将更可能有所改变。完形治疗法背后所根据的理念是，个体都有自我实现与追求成长的倾向，以及如果他们接纳自己所有的各个面而不加以做价值判断的话，他们就能够开始有不同的思考、感受、与行为。
逃避
逃避（avoidance）是一个与末竟事务相关的概念。它所指的是人们用来避免面对未竟事务、避免去体验未竟情境所引发的不愉快情绪所使用的工具。培尔斯（1969a）认为，大多数人都宁可逃避体验痛苦的情绪，而不愿去做必要的改变。因此，他们会变得迟钝、无法突破僵局，从而阻碍了成长的可能性。培尔斯也提及，灾难的预期是我们自己想像出来的，它使我们心理变得迟钝；诸如：「如果我充分地表达我的痛苦，对方会觉得难以忍受，而将永远不再理会我」；如果我向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人物表达我的愤怒，他们将离弃我」；「如果我对我曾失去的表示哀悼，我便可能会深陷於沮丧当中，永远跳不出那个无底洞。」
培尔斯认为，上述那些想像使我们缺乏活力，因为利用那些想像，我们逃避了生活中必要的冒险。因此，完形治疗者鼓励当事人在治疗阶段，充分表达以前从未直接表达的紧张情绪。如果当事人表示害怕触及其潜藏的怨恨及恶意，治疗者也许会鼓励他们就把自己变成怀有怨恨及恶意的人，然后去表达这些负面的情感。藉着体验当事人原极力排斥的自己之另一面，他便开始了一个整合的历程，让自己超越并克服原阻碍其成长的僵局。透过超越逃避，当事人就可扫除阻碍现在生活进行的未竟事务，而迈向健康与和谐。
精神官能症的各个层面
培尔斯（1970）把成年人的人格以洋葱的皮来做比喻，即一个人若要达到心理成熟的境界，必须剥除神经症候方面阻碍个人成长的五个层面。它们包括：
１、虚伪。
２、恐惧。
３、僵局。
４、内发层。
５、爆发层。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层面是虚伪（phony），它指的是以刻板及不坦诚的方式与人应对。在这一层里我们只是在玩弄心机而迷失於各种角色扮演中，同时藉着虚伪的表现，而生活在自己或他人创造的想像中。但一旦了解到自己的虚伪而欲往坦诚改变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和不愉快。
第二个层面是恐惧（phobic）。在这一层裹，由於看到了连自己都无法认可的一面，我们因此而感到痛苦，并设法去逃避它，同时拒绝去接受实际上的自我突然现身。此时我们产生灾难性的恐惧，以为如果一旦知道了真正的自我，或把自己真正的一面呈现在他人眼前，则一定会遭到拒绝。
再次一层是僵局（impasse）。所指的是在我们迈向成熟历程中的一个停滞点。在这一层里，我们自认本身并无资源来帮助自己，如果没有环境的支持来超越这个停滞，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於是我们企图去操纵环境，认为这是我们去看、去听、去感觉、去思考和为自己作决定的时刻。在僵局这一层裹，我们常有死寂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希望获得活力，就必须超越此一僵局。
如果我们愿意去体验上述之死寂感，而不否认或逃避，这时就可进入内发层（impolosive）。培尔斯认为，进入内发层是要达到坦诚的自我之必经阶段。藉着对死寂感与虚假作为的直接接触，揭开自己防卫的面纱，而开始触及真实的自我。
培尔斯同时认为揭开内发层将引发出一个爆发状态，此即爆发层（explosive）。当我们接触爆发层时，原本欺骗和虚伪的面具将为之除去，我们将释放出原极力要假扮某角色时所蕴积的一切能量，而为了要变得坦诚及有活力，就必须达到痛苦或喜乐的爆发状态。
能量和能量的障碍
在完形治疗的理念当中，特别注意能量（energy）的问题，包括：它在何处？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被阻碍等等。能量受到阻碍亦为抗拒接触的另一种型式。它可能表现在身体某些部位的紧张。例如，藉着姿势变换、身体紧缩、颤抖、与别人说话时看别处、音调异常等，但这些仅是极少数的几个例子。
秦克尔（Zinker，1978）曾评论治疗者注意观察当事人能量之重要性。他认为当事人可能未察觉到他们存在的能量，也不知道能量在那裹，同时他们也可能以负面的方式去经验它。依他的观点，治疗应含括能量的动向在内，藉以唤醒和鼓励当事人，使其明了治疗者实际上并不能成为其能量的来源。而治疗者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帮当事人找到其能量被阻碍的方式，并且把这些被阻碍的能量转移到合宜的行为上。上述过程最好是在当事人愿意合作的情况下进行。治疗者同时也可以藉此学习迎接抗拒，并应用此经验做为其强化治疗工作的方法，进而帮助当事人了解如何以身体的各项徵兆来表示其抗拒心理，而不仅止於协助当事人消除那些徵兆而已，如此当事人即可充分的去探究紧张的状态。例如，藉着夸大自己紧闭的嘴与抖动的腿，当事人便会发现自己的能量将会分散，而变得虚脱无力。
接触和抗拒接触
接触（contact）在完形治疗的领域里，可说是促成成长与发生改变的必要条件。当我们与环境接触时，改变就无可避免的发生了。接触系透过看、听、嗅、触摸和移动等方式来达成。良好的接触指的是与他人自然地进行交互作用，但仍不失其个人的个体感。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是一段不断变化而富创造性的历程（M.Polster，1987），而要与环境有效接触的首要条件就是敏锐的察觉、充满活力及自我表达的能力（zinker， 1978）。波尔斯特更认为接触是成长的活力泉源，它可能会伴随着强烈的兴趣、想像力与创造力，但这种型态的接触却仅存在於片刻间。因此，较正确的接触方式应要考虑与环境接触的层次问题，而非仅注意最后状态的达成，尤其是在完成接触之后，常常需要某种型式的退却以便去整合所经历的东西。
完形治疗者同时对抗拒接触的问题也极为重视。就完形学派的观点，抗拒指的是形成防卫，而逃避以完全真实的方式来体验现在。前述神经症候的五个层面即代表一个人将其精力郁积以维持虚假的方式。自我防卫机制的存在也阻碍了个人坦诚行为的表现。波尔斯特二氏（E.Polster＆ M.Polster ，1973）曾指出了在完形治疗中被质疑的五种主要抗拒接触方式。此即「内化」（introjection）、「投射」（projection）、「回射」（retroflection）、「解离」（deflection）、「混淆」（confluence）。
内化、投射、回射、解离与混淆均为抗拒接触的型态。完形治疗者必须谨慎防范的是，在当事人未能察觉到这些历程时，就干扰了当事人与环境间的接触。所谓的「抗拒接触」（resistance to contact）与「界线侵犯」（boundary disturbance），指的就是人们意图控制环境所使用的某些特殊接触型态。完形治疗法的观点是，接触是正常与健康的。因此，在对於这些抗拒接触的型态进行讨论时，要把焦点置於个人在察觉的历程中所达到的程度。完形治疗会鼓励当事人逐步去察觉阻碍他们去接触的主要型态。
